回乡记一—老村的前世今生

我买了两次机票，转了三次机，用了除了轮船之外的所有现代交通工具，终于回到别了四年多越来越陌生的故乡。

正是一年最炎热的暑天。只要迈出空调房，就像跨入西方人用的烤箱里，本能地想缩回有冷气的屋内。明晃晃的毒日头又像是威逼犯人招供的高能照明灯。 没法，好不容易回了乡，总是要勇敢地去面对暑天的。

父母又见老了，尤其是父亲，喜坐、喜卧、不喜站和走动了。八十年代末在我高考那年建成的房子依旧，只是房子里多了很多弟妹们淘汰下来的又舍不得丢到垃圾箱里的旧家具,旧家电，塞得满满当当的。忙碌了三天，每天从起床起到晚上十点多再动不了为止，终于让父母作为饭厅的里间有了些喘气的空间，我坐在饭桌上也不再心神不定地想要逃离了。母亲一直在帮忙，父亲却坐着不动，等到傍晚时，去门外检视被我们丢弃的物品，舍不得的再捡回，提到用来堆放杂物的三楼去摆着。

侧门边上的小沟渠依旧有水，只是早已蜕变成了阳沟了。大家再不能在里边洗衣服、洗脚。不知道为什么这渠依然存在，大概是为了天降暴雨之时能够泄洪。因此，它的功能大致和城市里的下水道相当，只是政府投给乡下的资金有限，不能将其盖起来，以至于让其曝光于日头下，恣意地发散阳沟特有的气味罢了。

老屋

父母现在住的房子在我脑里并没有太多印象，因为这房子建起来的那年我正好离家到千里之外的北方上大学。此后，回乡探亲的时间就越来越短，相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难怪梦里出现的永远是那只有一间半儿时居住过的老屋。半间是灶房加猪圈，那一整间的房间一屋多用，卧室，客厅，餐厅，加家鸡的窝（八仙桌底下的竹编鸡笼就是它们的家），偶尔如果养了鸭，鸡鸭还要同挤一个笼。农忙时，这房间还是谷仓，傍晚收回来的稻谷放在外边不安全，必须在屋内过夜，人得跨过谷堆进出。 晚上从地里歇工后在昏黄的灯光下继续劳作，将谷经竹筛过一遍，除掉稻叶子、稗等杂质后，第二天一早才可以挑到嗮谷场去晾晒。

老屋不但拥挤，邻里之间也毫无隐私可言。哪家来客人了、夫妻吵架了、打骂孩子、鸡飞了、狗跳了都像高清电影一样清晰地展现给左邻右舍。可老屋也有老屋的好处。那时没有电视手机网络，村民娱乐的方式很有限。就在这样的大暑天，夜里晚饭时分就是邻里的高光时刻，大家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碗，或坐在走廊石砌的台阶上，或靠着墙，或蹲在街边，边吃晚饭边谈天说地，有时会聚谈鬼故事，搞得小孩子晚上摸黑走路时总是疑神疑鬼地，平日里也会学大人互相转述各自亲自遭遇的鬼故事。这样想着，我计划等第二天早上太阳还不太毒的时候去看看老村，也许能唤醒已经昏睡过去的儿时记忆。

小叔一家

那一间半房子父母早已以转卖给了小叔，因为那间房间面朝南，小叔就把它修葺一下，变成卧室加小孙子的书房加客厅加饭厅。他原本有的那两间从爷爷奶奶那里继承下来的房倒受了冷落。

大概自从农村的农田统一租给种粮大户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后，各家各户就少有养家禽、家畜的了，连农具都越来越少见了，过去的竹筛子，竹席，竹箩，簸箕都成了可以摆在博物馆里的稀罕物。那原本做灶房加猪圈的半间房就被小叔改造成了现代的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里有坐便器和淋浴。占地多有烟囱烧稻草的土灶也被煤气灶代替，因此，那半间房看着宽敞了许多，和城里套房的厨房加卫生间相差无几了。

小叔中年丧偶没再续娶，现在唯一的孙子在本村上小学了。学期间爷孙俩作伴，到周末堂弟才会带孩子到他在开车十来分钟的小镇里的电动车店里。瘦瘦高高的小男孩已经十岁了，简直就是三十年前的堂弟。见到我刚开始有些腼腆，但不多时就清脆地喊我 ”姑妈了”， 大概小叔平常也会提到我，鼓励孙子好好读书吧，所以即使几年见一次，也没有太陌生。

床对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各学期得来的奖状，就像小时候我爷爷贴我得来的奖状一样。房间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和上一次比，房间里多了个很气派的带书架的木桌子。书架上摆着简化版的中国名著诸如《红楼梦》之类的书等。这桌子显然是堂弟在儿子学习上的硬件投资之一。

“好气派的桌子”，我赞道，

“不，我平常不在那里写作业，而是坐这里”，小侄子边说边在床前的一小矮桌和小凳前坐下，摆出一副作功课的模样。

“你现在个子高了，开学换成大桌子吧”，孩子的爸爸说道。

“等新房子完工，把这桌子搬过去吧，”小叔说。

父亲兄弟三人，只有小叔家没有造过新房子。堂弟自从初中毕业后不久，小婶就得病去世了。堂弟成绩不是很好，也就没再继续上学。他先是在亲戚开的电动自行车店里帮忙多年，后来攒了些钱自立门户开起了售卖和修理电自行车的店来谋生。

因为国家政策的变化，村里不再批宅基地。上一代农民的一大人生目标—在村子里建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现在，新一代村民的目标是到城里买套房，让孩子到城里的好学校上学。快速的城市化迅速推高了小小县城的房价，好小区已经涨到三/四万人民币一平米。一般人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实在不易。堂弟的老婆自从嫁给堂弟后，平时也在店里度日，没有去外边上班。一家人和和睦睦地在一起，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前几年，政府在村子北边征地建粮仓。政府修建两栋商品房作为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不过，就这房也不便宜，要五、六千多元一平米。 为了供房，这不，多年不打工的堂弟媳开始到外面上班贴补家用，收入每月能有五千左右。如此一来，小叔白天大多也回到电动车店里帮忙。好在孩子的午餐学校里有食堂，所以平日里不需要有大人在家里做午饭。

现在的小孩普遍都不再能讲方言了，听力大概也只是勉勉强强。不大会普通话的大人就不得不用变了腔调的方言和儿孙们说话了。坐了好半天，我才弄明白，小叔嘴里的“丫丫“是指他自己，即”爷爷“。刚开始我还以为“丫丫”是侄儿的同学，爷爷以“丫丫”为榜样激励孙子好好读书呢。

过去的村中心–大厅

老屋所在的街道原来住着七、八家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和我家一样，有好几家先后搬到村边，在村里批的宅基地上修建的独栋的砖头水泥的房子里去了。现在还住在这里的除了小叔一家，还有两家，比以往冷清多了。

建房是老一代农民家庭除了孩子考大学和嫁娶之外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了，特别是有男丁的家庭，没有新房是很难求到儿媳妇的。因此人们省吃俭用，为挣钱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忽视人身安全，以至于对自己和孩子都到了苛刻的地步 （关于佐证我会另写回忆说明）。 原来小叔左侧还有一邻居，凤姨。凤姨还是我爸妈的媒人呢，和我妈共娘家处。因此，我喊她“姨”。 姨的孩子比我只大几岁，小时候常在一块玩。听小叔说丧偶独住多年的她去世了。儿女全住到城里去了。儿子是搞装修的，但也无心修缮老房。没人住的老屋很快就会摇摇欲坠。奇怪的是，建筑物和人居然还有共生的关系。人去了，楼不但空，还会寂寞地倒下去。如果是砖砌的墙，房子倒了之后还能剩下些断壁残垣。不然，外乡人只有从墙脚的石头才能看出来该地原来有房子了。

离老屋大概十几、二十来步的大厅过去是村里的中心。村里的小店和医疗站就设在那里。和我差不多同龄的村里人没有对那里又爱又恨的。生病打针吃药，在医疗站刚经受人生之初的苦，有时却可以马上在隔壁的小店得到小小的补偿，父母为安抚生病的小儿会狠狠心花上一两分钱到小店里给孩子买块纸包糖，还要悄悄地告诉得此亨受的孩子别告诉没生病的兄弟姐妹。 大厅附近的街道也是村里约定俗成的集市地点。 想买点啥、卖点啥，大家都会往那里去。 村里的一位大妈常年在那里卖豆腐花，一位大爷则常年在那里摆一水果摊，不做买卖但家里有富余的瓜果蔬菜的也会在那摆个临时小摊。大厅系着太多的儿时记忆。这样想着，我起身告别小叔，向大厅去寻找记忆，希望所顺着所睹之物的藤摸到关于过去的记忆的瓜。

小店早在村头的小超市出现之后关门了。赤脚医生也早已不准许行医，村民的头疼脑热由每周下乡两次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来照料，这转变大概是本世纪初的事，那时我早已离开家乡到异地谋生。

老医疗站的房子本是一座村里的比较像样的古建筑，里边有雕梁画栋。从小叔家走到街道的尽头，至多也就二十步路，再一右拐，就见到大厅了。那老建筑显然是经过修葺的，猪血红的梁和周围晦暗的房子比起来很有精神。看着大厅，我可以判断出现在的厅是将原来的老小店、老医疗站、以及医疗站右边本来卖给私人的一间房打通成为一大通间的。现在是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之一。毕竟住着老宅子的老人比住新楼房的多，村中间的活动中心更方便行走不再便利的老人。还有村中间不同汽车，耳聋目花的老人也不用担心撞上村边急吼吼快速行驶的汽车。

这大厅大概是村子里旧建筑物里唯一看起来比记忆里更气派了的。 厅里摆着一排排的长木椅子，还有桌子。一群耄耋之年老人排排坐着，好像是在看电视。不知怎的，我不是很想踏进大厅和这些老人寒暄。 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干农活不怕累的壮年人。走近了，看到他们的老态，心头难免会升起一股奈何岁月的悲凉，世间一切都抵不过时光的摧残的颓败思绪吧。

大厅旁边原是一口小池塘，池塘早就被填埋了，池塘边原来是一排和一个很大的传统气派的院子相连的房子，住着很多人家。可眼前只有一段段断壁残垣，野草肆无忌惮地在风中招摇，在烈日下大胆地碧绿着，丝毫不用担心旧时才有的危险：拔猪草的孩子们的戕害。因为和土灶相连的猪圈早已成为历史，现在即使在农村，孩子也是少而金贵，谁家舍得打发孩子做家务事，何况没用的草呢？再说，现在的娱乐方式太多了，再不济家里一台彩电总是有的，电视里有看不完的节目，永远不谢幕。 有了它们，乡下的孩子也和城里孩子没有两样，不再野了。

上半处

大厅前是南北纵贯村子的一条大道。从大厅继续往北走，村里的境况差不多，塌了或是无力支撑耷拉着的老宅，旧时清澈可以跳进去玩水的池塘现在成了一汪汪暗绿色的沼泽地。街边见到的人也很少，偶尔见到白头老人在自家看电视，门倒是和以往一样敞开着的。只是街上不再像过去一样人来人往地热闹。大概人们因为不再务农为生，起居和城里人差不多，早上到点就到工厂里，商店里上班去了；要到了夜里老村才能回过元气来吧。

快到北边村头的地方，村子有些活过气来了，房子是四五层高的，外墙多是水泥的灰色，有些明显是拆了老宅在原地建的。耳朵里传来一阵阵轰轰卡卡的机器声。这些几层高的新楼房的底层是按厂房的规格来建的，可以见到这些房子里都摆着巨大的机器，房子周边也存放着一些工厂里搬出来的铁皮边角料。常听到母亲唠叨现在村子的上半处（北半处）要比咱下半处好得多，因为办厂的人多。这些机器的声音就是很好的佐证。

主道上的老房的无精打采了无生气状告诉我从主道岔开了的小巷我还是不去看的为好，危墙处处有，碰上夏天暴雨后，这些墙壁倒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君子不立危墙下”，就是路过危墙也同样有被埋的危险。我现在还不想叶落归根，被埋回出生地。这样想着，走遍老村子的角角落落重拾儿时记忆的念头就压下去了。

村外看村

母亲看到我回来自然非常高兴，不怕麻烦地做了好多次本地有名的梅干菜肉饼。晚饭后，母亲和很多村民一样，有去村外新修的水泥路散步的习惯。她邀我和她的同伴前往。村里的生活平淡而单调，散步时的闲聊代替了过去端着饭碗蹲街头的谈天说地。显然，母亲这一代人，邻里之间由于过去的农业大队、小队的集体生活，还是互相熟识的。只不过现在独家独栋地居住，不像过去和左邻右舍共墙壁。即使房子之间的间距不过两三米，即使邻居打骂小孩之声依然相闻，端饭碗蹲街头的自发聚会是很少见的了。再者，现在住在农村的青壮年人也不再是农民，也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了；时间的安排不再像过去的农民那样能够自我作主。大概十年前开始，像我妈一样不上班、时间自由的老村民们开始晚饭后成群结队地到村边田间地头新铺到水泥地里散步。此风气代替了过去蹲街头的聚会，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和健身方式。

太阳的余威还在，好在村外少了水泥墙反射来的热，还是要凉快不少。除了承包给大户，村里给村民留了小块地种蔬菜用。只要走出村子，就可以看到在田里忙碌的人的身影。除了蔬菜，有些人家还围田储水养莲藕、菱角，有些家还搭起小屋养鸡、鸭。鸡、鸭们现少有和主人同住，嗟主人饭碗里掉下来的食的机会了；但这不但不影响鸡鸭的身价，反而让它们尊贵了好几倍，成为了“农家鸡鸭”，在市场上每只能卖上百多元。

回头看村子，再没有袅袅炊烟，眼前是一排排样子差不多的四、五层高的楼房，在金色的夕阳中静静地矗立着，俨然是一幅宁静的小城黄昏图。村中央那些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老屋被这些矗立在四周的高楼完全挡住了。

艳粉色的荷花在水田里绽放，这热情奔放的荷花正是我小时候所企盼却难得见着的。因为那时候村民只种产藕的开白花的荷。不知道什么时候，村民们放弃了白荷，重上了产莲子开艳粉色的荷花。除了那修葺一新的大厅，这趟回乡，能在我的记忆里增加色彩的大概只有这妖艳的粉荷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