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必须有好口才、高技艺吗？

当领导必须有舌战群儒的口才吗？我看最关键的不是口才，相反，”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是关键。如果是相才，因为需要说服领导，口才才会是必须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是占有信息不对称优势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他人不能够轻易地揣度到领导的心思，领导下决策时才会有更大的自由度。且看三国时期卖草鞋出身的刘备的个性是怎样的，罗贯中用三言两语就轻轻描了出来：

”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

”素有大志“才是当领导的必要条件，鸿鹄如果只有燕雀之志是不会去高空翱翔的。一人成不了大事，需要团结他人，获得人心，才能成事。那怎样才能团结他人呢，”性宽厚“是内在条件，而”汉室宗亲“是一面政治大旗，符合汉代以来受到独宠的儒家”忠义“的思想。放到中国当代，这面大旗就是“拥护党和国家的政策”。放到现时的美国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平等，多元，反歧视”的政治旗号。有了“性宽厚”和“汉室宗亲”，结交天下豪杰就不难了。

同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曹操是这样出场的，

“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
孟德。”

对其权谋和机智，罗贯中这样描述，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
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
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
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此段描述可见曹操有”文艺细胞”，有他流传下来的诗词为证。“好游猎”说明他还有武艺。“诈倒”一幕说明他有计谋
对比两人，和操做朋友，生活会更有意思，而和备做朋友，则更会有安全感。从人格魅力上来讲，恐怕是有艺术细胞的曹操要更胜一筹。
从号召力上来讲，独尊儒家的汉文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曹操缺少的是那面“光复汉朝”的大旗，后来“挟天子令诸侯”
更是让他背上了“汉贼”的骂名。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曹操的谋略和现代政治学鼻祖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在《君主论The Prince》里的主张
高度一致，那就是，“政治无道德”。罗公之所以将曹操描述为奸雄是用了儒家的伦理衡量的结果。

《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命途中受到其父结义兄弟伯奢一家款待，伯奢家人在后院言“缚而杀之”，原是为了杀猪款待曹，被其听到，
以为伯奢一家要捆杀他送官，听到此言后即拔刀杀光其家人，此时伯奢外出买酒未回。逃离途中遇伯奢买酒回，又将其杀害；本来打算跟随他一起干大事的陈宫目睹整个过程，
判其和董卓一样是狠毒之人便弃曹自去。原著是这样描述的：

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尔，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
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此番描述证明曹操的狠毒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的主张高度一致，而《君主论》在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禁书，原因就在于此书教人“为达目的或是保全自己不择手段”
和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负我”异曲同工。由此看来，曹操的个性正好和马基雅维利主张的成为一代开创君主必须具备的素质高度一致。后来魏国成功统一三
国的局面也是水到渠成的。

吴国的开国元勋在第二回出场，描写如下，

“方欲攻打，忽见正东一彪人马到来。为首一将，生得广额阔面，虎体熊腰；吴郡富春人也，姓孙，名坚，字文台，乃孙武子之后。年十七岁时，与父至钱塘，见海贼十余人，
劫取商人财物，于岸上分赃。坚谓父曰：“此贼可擒也。”遂奋力提刀上岸，扬声大叫，东西指挥，如唤人状。贼以为官兵至，尽弃财物奔走。坚赶上，杀一贼。”

此描述说明三人中，孙坚的武艺最高强，其勇气和权谋也不错。曹操是具文韬武略的一位，而刘备是最平庸的一个，但他有着另两人没有的道德高地的优势。
道德高地对政治上的成功很重要吗？在奋斗期非常重要，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天下能让归附之。但如果成功达到目的，掌权者可以动用国家宣传机器，为自己涂脂抹粉了，原先树立的政治大旗就可以
放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统治者可以换上,”仁义道德“的大旗以服群众，巩固其统治地位。

当然《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叙述书。即使是历史书，也难免沾带上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小说如果不踩曹操为奸雄，捧刘备为仁义义之士，估计也不能
一代代流传至今，早被罗公所在的皇朝所禁因而灰飞烟灭了。历史永远有幸存者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