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是封建帝王制造的第一大毒鸡汤

花了近一个月读完了孔子的《论语》。《论语》里位置最高的道德是“仁”，《论语》推崇的具有“仁德”的最高代表人物的“尧舜禹”，这些代表最”仁”的行为是自己年老了，不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嗣，却禅让给经过考验，有仁德的下一代。如尧传位给舜，舜年老了又将帝位传给了禹。到了春秋战国后期，孔老夫子喟叹“礼崩乐坏，纲纪混乱”。他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道，却到处碰壁，没有被采纳，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惶惶如丧家之犬回到山东老家教书为生。

历史上被儒家树典型宣传的”尧舜禹禅让“只成功洗脑了一人，那就是燕王哙。他将王位禅让给大臣子之，为了排除太子的党羽，他还将一定级别以上大臣的权利收回以便子之树立权威。禅让的结果是燕国大乱。史籍中关于燕国内乱的记载，主要是《战国策》中的两段：

“子之为国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降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

呜呼悲哉，孔夫子宣扬的”禅让故事”实是上位者篡改历史以宣扬其王位合法性的谎言而已, 要是统治者相信上上几辈统治者宣扬的故事，后果自负。作为一国国君后果就得由其统治下的臣民，子孙以及大臣来负，不是一个“自负”了得的。好在上当受骗此美好鸡汤童话的国君有史料记载的也就“燕王哙”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尧舜禹之间的王位更替事实上也不和平。据《竹书纪年》记载，舜和禹都是透过政变这样更符合动物世界权利法则的方式夺取王位的。《史记》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迎接他复辟，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国中，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至于舜，故事是这样的。

舜是黄帝后裔中的另外一个分支，距黄帝九世，居住在黄河中游(山西蒲州一带)，舜当是该部落的首领，名声被尧所闻。尧为了联合拉拢舜的部落，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这是中国史“和亲”的最早滥觞。尧宠爱的是正房女皇所生的长子丹朱，将来的皇位非丹朱莫属。丹朱顽凶，娥皇女英和另外九个庶出的兄弟，大概早已预料到了丹朱上台后自己的命运，于是和舜、娥皇女英联合起来成立统一战线。尧73岁时，传位于丹朱，舜和九个内应发动了政变，一击得手，囚禁了尧和丹朱，舜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帝位。这就是“禅让”的真相。真个“禅让”过程和曹丕迫使东汉末代傀儡皇帝禅让交玉玺如出一辙；只是舜成功地把整个过程洗白了，以至于得到诸如孔夫子一类的贵族和士大夫的承认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鼓吹，登上“仁君”的道德高地。

以上皇权更替的版本要比《史记》所涂脂抹粉后的和平仁德的禅让故事靠谱多了。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性的动物界存在普遍的”pecking order” 。猛兽群通常由体格健壮的雄性带领，猴群，狮群，虎群都是要经过血战才能完成王位更替的，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作为社会性的动物的人也没有例外。想要靠仁、义、礼、智、信安全摆脱这个老天赋予的等级观念难比登天。不客气地说孔夫子在世时之所以到处碰钉子，就是他的这个信念太理想化，太反人性。当然，孔夫子只对士大夫以上的社会阶层有道德要求，对平头百姓，他曾说过，“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通篇《论语》读下来，窃以为孔夫子的仁义道德的理念和当今西方流行的“新时代”的心灵鸡汤有得一比。即使在科技发达不再靠拼体力为王的时代，”pecking order”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单位中存在。在小家庭里，兄弟姐妹为争得父母的宠爱而互相攀比，而父母则在其生活圈里比房子，比车，比子女，比存款；在工作圈里比职位，比权力，比薪水。儒家被统治者独宠始于汉武帝。事实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中国的政治实行的是外儒内法。儒家推崇的礼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适用于百姓，并不适用于皇族。在儒家礼制制约下的百姓更好统治，如此而已矣。儒家是统治者用来统治百姓的一面旗帜，是用来喊口号以牧百姓的。对于统治阶层，实际上能占有统治权的人实行的是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霸道。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给我的读后震撼感要远比《论语》强得多，因为该书毫不留情地剥下了统治者用来统治子民的各种温情脉脉的面纱 （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直接写出了政治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将血淋淋的场面直接给读者看，当然。试想如果唐太宗不杀兄，武则天不掐死亲生女儿就陷害不了正宫，也就登不是女皇的宝座。可见历史向来不是公正的，而是“成者为王败者寇”, 统治者可以利用手中的铁腕篡改历史，只不过历史评价皇帝往往不以皇帝个人的道德污点或是闪光点为准绳，更多的是以其统治的能力做标准。人类社会从蒙昧的原始时期一直到资本主义萌芽，个人主义逐渐兴起的19世纪初，个人的利益在群体的兴衰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在一个庞大的帝国里，即使是开明治国有方如唐太宗，武则天一流的皇帝想要完全抹去其通往权力顶峰路上个人道德的污点和瑕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大概只有在人类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不久的尧舜禹的远古时代历史才有可能被篡改，即便如此，也留下了更符合权力法则的记录在《竹书纪年》里。

当然，不独《论语》，统治者们看哪面旗好用，就会扯哪一面树立起来，让其在其统治下的帝国高高飘扬。我儿童时期，粉白色的”资产阶级地主都是牛鬼蛇神“的在村里的墙头到处可见，因此”鬼、蛇“等多笔画的字我上学前就认得。生活在贫困的村庄，能够得上地主资格的邻居很少。偏偏隔壁一位守寡多年，因小脚走路颤颤巍巍，却一天从早忙到晚抚养失去父母庇佑的孙子的老奶奶就是地主婆成份。如果我真信了小学一二年级的阶级斗争启蒙”一切牛鬼蛇神都该被打倒“，见到了老太太拎着从井里打回来的水桶颤颤巍巍不去帮忙，而去踹上一脚，恐怕会成为乡亲们眼中的“恶霸”，而不是又红又专的”革命小将“。可见，政治再怎样宣传有利于统治者的口号或思想，只要是”人性尚存“的人，哪怕是孩子也不见得会太认真的。

多年不见的大红标语如今又在中国的城乡醒目耀眼地展现，还好，只是号召”一心跟党走“，”不忘初心“，只是要严格执行，却没有具体的指示，“党是谁？是标语边画的那个人？”，
初心是什么？。不知所措的同时，觉得有些迷糊， 我是穿越了时间回到了”文革“还是穿越了空间，到了东边的”朝鲜国“？

也许我不用太认真了，人们庆典活动时拉个大红的“一心更党走”旗帜和基督徒们吃饭前祷告，”感谢主，啊门“差不多，图个吉利罢了，并不需要真的思考“党是谁”，“怎么走，往哪儿走”，怎样才算得上“一心”，而不是“三心二意”。就像美国老百姓在活动期间就自家草坪前插个“BLM (black life matter”牌子，自家饭店，自家商店窗户前写上各式的”BLM“，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希望，”不要砸我，我支持blacks”，并不需要任何具体的行动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