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明知化石存在，却没能提出进化论？—只有观念转变才能突破认知，大发现。

今天在网上读了一篇鲁迅早期的文章。该文章用古文体，晦涩难懂。读下来，该文可成为一篇精炼的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简史。概况起来，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就是西方人在文明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挣脱思想束缚面对证据修改认知的过程。面对和认知相反的证据和现实，人们会通过各种理由自圆其说而不是改变先有的认知而错过各种发现从而推动文明的发展。

举个例子，许多哲学家与科学先驱早在达尔文之前就注意到了化石的存在，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近代的居维叶与Huxley。但为什么他们都未能提出类似“生物进化”的理论呢？答案藏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科学基础和社会背景之中。

在古希腊时代，尽管哲人们已接触到化石，但他们普遍认为那只是“自然在石头中刻出的图案”或“海洋曾覆盖陆地的痕迹”，并不认为它们是古代生物的遗骸。哲学传统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种永恒不变论”影响，认为世界上每个物种都对应某种永恒的理想模型，不会发生变化。由此，哪怕面对疑似灭绝或变形的生物残骸，他们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演变”这一概念。

进入近代，情况虽有改善，但仍缺乏足够的科学基础支撑进化论的产生。彼时还没有系统的地质学、分类学、生物学方法，也没有“深时间”（Deep Time）概念。大多数人，甚至许多科学家，依旧认为地球历史不过几千年，而这远不足以支撑复杂生物的逐渐演变。

更重要的是，宗教在社会思想中仍占据核心地位。《圣经》里的“上帝创世、各从其类”的观念牢牢控制着主流认知，限制了关于“物种变迁”的想象空间。即使是后来提出“物种灭绝”概念的法国科学家居维叶（Cuvier)，也坚持认为这是因灾变导致上帝重新创造物种，而不是生物自身发生了变化。

与这些前人相比，达尔文之所以能够提出进化论，是因为在他生活的19世纪中叶，几项关键因素终于汇聚：一是地质学的发展提供了“古老地球”的理论基础；二是丰富的化石和生物多样性证据被系统收集；三是比较解剖学与分类学进展显著；四是启蒙运动后的社会文化更倾向于质疑权威、崇尚理性。

而Huxley，虽有强烈的生物学素养和化石研究经验，也只能成为达尔文理论的坚定传播者，因为他缺乏像达尔文那样，将自然选择与物种变异结合、构建出完整理论的洞察与体系。

简言之，进化论的提出，不仅依赖于化石的发现，更依赖于一个时代的科学准备、思想解放与理论突破。在此之前，即使真理已近在眼前，社会的集体认知却未必准备好去迎接它。